禹国刚：深圳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证券人”

　　在深圳特区高速发展的40年间，资本市场无疑是其崛起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禹国刚，男，汉族，中共党员，1944年2月出生，陕西安康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他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的历程。1988年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学习借鉴境外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牵头拟订《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等重要文件，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度基础，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在2018年12月18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禹国刚成为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之一，在大会上受到表彰，核心原因在于禹国刚对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贡献。

　　禹国刚的成功，与深圳资本市场的崛起密不可分。从1980年开始，禹国刚的人生轨迹，就与深圳特区和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绑定了。

　　1983年，禹国刚即将迈入不惑之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仅有的两个名额之一，被选派去日本留学，专门学习证券方面的知识。

　　当时，日本媒体就向他发出尖锐的提问：“你学习证券业务虽然出众，但你回中国后能派上用场吗？”

　　当时，禹国刚没有直接“硬刚”，数年之后他用一记铿锵的敲钟声回应了抛出疑问的人。

　　在日本饱学证券专业知识后，禹国刚回国，随后便参与了深交所的筹建工作。那是在1988年，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不知证券为何物，知道的人也对此带有较大的偏见。

　　在深圳特区高速发展的40年间，资本市场无疑是其崛起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老一辈资本市场的探路人，禹国刚勉励后来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充满希望。在他家中，有一块用日文写的牌匾，翻译成汉语意为：“中国证券市场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着机会和希望的、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

　　体验搬家的“深圳速度”

　　改革开放的春风，率先从南方吹起，沸腾着无数年轻人的热血。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不断对外开放的信号，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南下拓荒。出生在陕西安康的禹国刚，在广东一位亲戚来信的“鼓动”下，毅然变卖了家里一台三洋收音机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带着所得的600多元钱和一家四口，从黄土高坡来到深圳。

　　来到深圳，禹国刚眼前看到的是荒凉。他回忆称，从福田区的深圳市政府门口走到罗湖火车站，一路上就找不到一栋三层高的小楼，遍地是荒田。

　　不过，他心底仍挥不去亲戚信中的一句话：“你别看现在的深圳很荒凉，但它未来可能是 ‘中国的旧金山’。”

　　恰巧爱华电子公司在深圳招聘干部，陕西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的禹国刚，很快就成了公司的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彼时，不同于现在人才流动的便捷，1981年调动工作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但是，禹国刚全家搬到深圳，办完手续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

　　“这就是深圳速度吧。” 禹国刚说。

　　自此，禹国刚的人生开始与深圳紧密相连，之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证券人”，是深圳资本市场的奠基人之一。

　　1983年，禹国刚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的两名留学生之一。能够获得这样难得的机会，既有禹国刚个人的努力，也是大时代下深圳给他带来的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资本市场的种子也就此播下。

　　按照当时招考小组对选派人员的要求，首先是政治过硬，其次是日语水平要听说读写译都能过关。这两个条件其实都不太难，难的是最后一个条件，那就是去日本学习前必须懂得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

　　很多人都被最后一个条件难倒了。因为，当时国内证券业务为零，高校尚未开设证券专业课程。但禹国刚却对证券知识相对“驾轻就熟”，日语和证券的两场考试中，他都提前交了卷。

　　禹国刚回忆称，他日语专业毕业，又在爱华电子公司任职日语翻译，日语能力不是问题。而且，爱华电子公司与日企业务往来，在商务谈判中常常会涉及股东股份、股票市场和证券交易等知识，禹国刚在工作中学会了很多专业知识，同时他又对此非常感兴趣，经常去香港浏览、阅读金融证券书籍，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他没想到，这些知识竟然派上了大用处。

　　“在一个大时代下，深圳给人带来非同寻常的机会。”禹国刚说，如果他当年没来深圳，而是留在陕西，就不会有他后来的人生轨迹。

　　资本市场成就了今天的深圳

　　自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深圳也成为资本市场“先行先试”的一块“试验田”。

　　1983年，深圳有了全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宝安；1987年起，又有了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等股票并进行柜台交易，之后更建立了深交所。

　　禹国刚向上海证券报记者总结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毗邻香港是深圳的一大优势。”禹国刚以筹建深交所谈起：1988年，他担任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的专家小组组长，首要工作就是借鉴境外证券法律法规，而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他在深圳筹建深交所时遇到什么疑问，就去一河之隔的香港咨询，非常方便。

　　筹建深交所期间，禹国刚频繁去香港“取经”。虽然他在香港一次最多也只能待7天，但可以过罗湖口岸回深圳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天接着再去香港，又可以待7天，这比内地其他城市赴港要方便很多。

　　从1988年11月至1989年4月，禹国刚率领专家小组首先翻译了境外的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者保护法、会计制度、会计准则、证券交易所章程、股价指数编制方法等200多万字的外文资料，再移植借鉴国际证券市场成功的经验，写成与之对应的证券法规、章程、业务规则，经过多次论证定稿，编辑印刷成新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所“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奠定了深交所的制度基础。

　　1990年12月1日，深圳特区利用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行先试，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试营业。禹国刚与他的搭档——时任深交所副总经理王健一同敲响了深交所首次开市的钟声。

　　“深圳很多高新科技企业都是由资本市场孵化出来的。”禹国刚认为，深圳能够成为一线城市之一，有赖于双轮驱动：一只“轮子”是深圳资本市场，另一只“轮子”是深圳资本市场培育并支撑起的高新科技企业，包括腾讯、比亚迪等一大批公司。深圳上市企业绝大多数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深圳资本市场为它们带来了融资渠道，帮助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能获得资本的扶持。

　　30年来，深圳本地企业在深交所上市数量超过350家，市值超过10万亿元，是深圳2018年GDP 2.42万亿元的4.3倍。截至今年7月31日，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261家，其中主板469家、中小板959家、创业板833家，总市值高达31.72万亿元。

　　禹国刚表示，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探索出一条新路”，在中国资本市场强有力的支持下，一定能以一城改革创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探索出一条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新路径。

　　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未来可期

　　深圳特区“四十不惑”，深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但相比于很多城市与海外成熟市场，深圳还很年轻。

　　“年轻人”有活力，善于学习新知识，惟其小才有希望。深交所创立之初，便在交易技术上与国际接轨，之后更是匹敌世界领先水平。

　　2019年11月26日，深交所与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签订了交易与监察系统升级项目协议。据介绍，彼时有十几个国际顶尖电脑软件供应商激烈竞争，最后由深交所的证券交易电脑技术胜出，由此开启了中国证券交易电脑技术走出国门的先河。

　　目前，深交所的交易系统已经推出了第5版，接下来还将推出第6版。禹国刚表示，深交所在硬件方面已经优于众多对手，对于区块链技术也在探讨中，这是需要不断钻研革新才能取得的成果。

　　禹国刚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硬件”全球领先，仅仅成长了30年，就已走完了西方证券市场一两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很不简单。但在“软件”方面，如公司运作、证券法规、会计和审计标准等方面，还需要学习境外成功的经验，按国际惯例运作。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要培养视野开阔、胆识过人、能打胜仗的队伍。在与国际资本市场高手同场竞技时，要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当前，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未来，注册制也将向全市场铺开。对于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禹国刚认为，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是监管重心的后移和监管制度的升级。

　　目前，相关配套制度修订工作已逐步开展。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采访临近尾声时，禹国刚不忘勉励年轻人：“中国资本市场和深圳的发展前景可期。年轻人一定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年轻人犹如朝阳，前程远大，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有用之才，要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贡献。”